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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更大的收获还在后面。
因为能和“张大勺”维持一种比较亲切的关系，是可以把这种口福延续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。
别的不说，自打得了这拍黄瓜和炸花生米之法。
宁卫民、张士慧和边建功的下酒菜质量提升，是立竿见影的。
无论是家人，朋友，同事，品尝过之后都赞不绝口，让他们仨都倍儿有面子。
再比如说，因为宁卫民信守承诺，做人到位，把东边的三间房都留给了“张大勺”。
每逢周末的时候，“张大勺”都回来住上一天，用他那厨房做点好东西。
如果能“碰巧”赶上，而且还能把老爷子奉承高兴了。
正盯着施工的宁卫民和张士慧想再添双筷子尝尝鲜儿，体会一下饕餮的感觉，也是可以的。
甚至有时候“张大勺”碰巧心气儿顺了，还会开口再教他们一招半式的灶上诀窍。
那同样是能直接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莫大福气。
打个比方，那“烧肘子”这道菜来举例子吧。
京城人家的餐桌上，逢年过节绝少不了这玩意。
但最烦人的就是处理生肘子这一环节。
因为生肘子有异味和毛根儿，真正要想去掉异味和毛根儿，那就必须得用烧燎的办法。
一般来说，京城人的办法都用火筷子，塞在炉子里先烫得火红，然后小心翼翼慢慢处理。
是既怕把肘子烫糊了，又会弄得一屋子毛臭味。麻烦得很。
可“张大勺”却告诉宁卫民和张士慧，说其实根本不用费那事儿。
让他们等家里再做的时候，抓住生肘子，将燃气灶开大，用火直接燎。
烧得恨不得外皮全黑了才好，一点不用害怕，因为烧糊的只是角质层和毛囊，回头只要在碱水里一搓洗，就干净了。
宁卫民记住了转述给了康术德，张士慧记住了告诉了刘炜敬。
很快，他们分头撺掇康术德和刘炜敬，都照这个做了一次，结果是超乎想象的惊喜。
敢情这样处理的肘子，露出的内皮不但没有任何毛锥，而且“哄气”全无。
特别是再用来做肘子菜，更有股特别的淡淡的焦香，口感高了一筹不止。
再后来，这法子也就惠及到了整个2号院和张士慧和刘炜敬的亲人们了。
张士慧甚至专门写了一封信，教给他远在异地的爹妈。
当然，像“红烧肘子”这样的硬菜，只是生活调剂的偶尔需要。
如果说这一手用处还不算太大的话，那么“张大勺”再传的几个几乎家家户户、日日餐餐都要用到的烹饪小窍门，可就真是功德无量了。
都是些什么呀？
首先就是怎么用味精。
味精这东西，其实就是谷氨酸钠。
最早是1866年由德国化学家里德豪森研制成功的。
后来日本人意识到其中的商业价值，率先创造出了工业生产的“味之素”。
直至传入我国后，是1921年吴蕴初发明了生产谷氨酸钠的水解法，才彻底打破了日本人的垄断性经营。
从此，味精才以低廉的价格进入了普通民众的厨房，和华夏饮食文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。
不用多说，味精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
这东西可以提鲜，增进人们的食欲。
还能提高人体对其他各种食物的吸收能力，对人体也有一定的滋补作用。
某种程度上，它甚至拉低了鲁菜的技艺门槛，打破了提香提鲜之法的技能约束。
想当初“味之素”的广告语，不就是“家有味之素，白水变鸡汁”吗？
实话实说，这要比起当今社会的保健品来，还真不算虚假广告。
但正所谓过犹不及，什么事儿一旦过分就成了灾难。
要知道，过去海外的华人，除了极少数的社会精英，几乎都是被“卖猪仔”过去的沿海贫民。
而这些华工和华工的后代，就没几个懂得做菜的正经厨师，甚至是在自己家也没上过灶的家伙。
于是他们无不把此物视为调味珍宝。
1968年，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餐馆，竟普遍在临街橱窗陈列几十个头号味精大罐以招揽食客，可见当时滥用味精的情况到达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。
这样最终在美国引发了“华人餐馆综合征”风波。
从此不但味精背起了“对人体有害”的黑锅，华夏美食也受到了巨大的名誉损害。
所以由此可见，再好的东西也得讲究使用的方式方法，否则结果就会事与愿违。
说到我国内地，由于经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物质匮乏时期。
我国普通老百姓的家庭，许多家庭曾经连酱油都吃不起。
于是就自然形成了以味精为主的调味习惯。
家家户户无论做什么菜，差不多都要放点味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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