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关于好人 (第1/2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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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仓给李明海说了师傅留下的地址，李明海倒是认识，和满仓并肩而行，感慨道：看不出来，你做事很沉稳。有些地方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，可以给我说说？
海哥见笑了，满仓道：有什么不明白，我也没有做什么。
于是李明海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，比如他称称都很足了，还要给人家添一点？为什么还称还要给摊主五毛钱，明明是我们给他带来了生意，他应该感谢我们才是。
满仓给李明海递上一根烟，自己点了一根，说：因为人性
怎么讲？李明海，一边接烟，一边问道
人都皆有贪欲。
《山海经》里说：巴蛇吞象，三岁方吐其骨，被庄子浓缩为：人心不足，蛇吞象，虽是夸大的说法，却映照出人性深渊中永不停歇的欲望。市井巷陌的烟火气里，贪欲正在以最朴素的形态上演。穷人没有钱，便想有钱，富人有钱，想更有钱。男人没有女人的时候，看到谁都漂亮。当娶了媳妇，还是觉得别人的老婆漂亮，哪怕自己老婆本来就很漂亮。女人想自己男人富有，帅气，哪怕自己的男人本来也不错，还是觉得别人男人好。贪念如同苔藓，在生活的缝隙里悄然滋长，编织成看不见的欲望之网。
满仓看看不解的李明海，解释说：你给人称红薯干，是不是都想足斤足量？这是基本要求，再给他们添加一点，就是满足了他们的贪欲，再者，他们觉得给他们添一把，觉得我实诚，憨厚，也是满足他们贪欲之一。好人是好，但是好人总是被欺负的对象，为什么？因为好人的贪欲不强，或者说能控制自己的贪欲。
再说摊主大哥，我们在他摊位边卖薯干，是给他带来人气。买薯干的人，不会就买一样撒，假如他摊位上有符合顾客的货物，只要价格公道，肯定就选购了，从这一点上讲，他是要感谢我们。为什么我要给他钱，还给薯干给他，一个道理，满足了他的贪欲。摊主和我们非非故的，看我们顺眼，就是先满足他自己要求的前提下，还有意外惊喜。当你不能满足他的贪欲，或者说你对他没有任何用，不能为他带来利益，无论你这么优秀，如何讨，他绝对怎么看你都不回顺眼的。
天下熙熙皆为利往，天下攘攘为利而来，都是一个道理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，虽然在说对人或物不可要求太高，但是从人性方面来讲，也是一个道理。
李明海听得直摇头，满仓道：就是爱占小便宜。他们爱占小便宜，那我就满足他，不就行了？？
你大爷！李明海骂道：就说爱占小便宜不是得了？绕得我头晕。不过听你那么讲，好像也是那么回事。
李明海，满仓正色道：海哥，你大我几岁，我叫一声哥，你我脾气相投，我也拿你当兄弟，你记住一句话，我们不当坏人，但是也绝对不做好人！！
李明海不解地道：为什么？
满仓狠狠地道：好人是好，但是好人总是被欺负的对象！
这时满仓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，他怕控制不住会把自己点燃，他想到了自己父母，看见路边衣着破烂的人群，这里都没有大奸大恶的人，都是善良的好人，但是为什么好人就应该受穷，为什么好人就命中注定会受苦挨饿？
为何善良总要与苦难共生？这个困惑，恰似人类文明长河中永恒的诘问。好人，这个看似明确的道德符号，发现其内核交织着光明与阴影、崇高与困境的辩证统一。
古希腊城邦的集市上，亚里士多德用“中道“理论诠释美德，认为真正的善行应当介于鲁莽与怯懦、吝啬与挥霍之间。这种哲学思辨在中国先秦诸子的论辩中同样回响。墨子主张“兼爱“的普世性，杨朱学派却质疑无差别利他的现实可行性。当宋明理学将“存天理灭人欲“推向极致，王阳明却在龙场驿的深夜烛光下顿悟：至善本在人心，却需在事上磨砺。道德准则从未静止，它始终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与人性进行着动态对话。
敦煌藏经洞出土的《目连救母》变文，描绘了孝子穿越地狱的壮举。这个佛经故事在民间演绎中，逐渐叠加了目连为救母打破戒律的情节。这种叙事嬗变揭示着深刻的伦理悖论：绝对的道德准则在复杂现实中往往陷入两难。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，试图用恶行实现善果，最终在自我撕裂中完成救赎。善的纯粹性与其现实有效性，构成了永恒的张力。
好人注定受苦的宿命论，实则是特定生产关系的镜像投射。在《白毛女》的叙事框架里，杨白劳的善良成为地主阶级剥削的道德掩护。但若将视野投向江南市镇，晚明东林党人顾宪成在《朱子节要》中强调：士人当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“。这种将个体道德自觉融入社会改造的尝试，打破了善恶与阶级的简单对应关系。正如黑格尔所说：“悲剧的本质是伦理力量的冲突“，好人的困境往往折射着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。
鲁迅在《野草》中写下“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“。这种对本质主义的双重消解，恰可作为剖析“好人“命题的棱镜——当我们试图用道德显微镜观察人性，看到的永远是测不准的叠
